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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太太及信徒们的自high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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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

一帮教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惊呆了世人。赞之者众,认为是文化自信。贬之者亦众,叱骂为厚颜无耻。

据报道,7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前沿教育高峰论坛上,杜钢建、诸玄识、王佩良、李国防等教授学者关于“英语、英国人起源于古华夏”、“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华夏”的学术报告,轰动了整个会场。在这次大会上,还成立了以杜钢建为会长的“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

其实,这样的论调也并非最近发声的事情。早在多年前,就陆续有这种声音了。而从去年开始,就愈发的多了起来。比如杜钢建就提出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民族,都是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而且从祖源上推论,都属于大湘西地区。不仅英国人的祖先在湖南英县,而且英语也源自古汉语。他还专门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南风窗》杂志曾就此专门做过深度报道和评析文章。文章里说:

杜钢建的“逻辑”推论是这样:根据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西方文化是移民文化,而且是从东方来的移民文化,在当时西方的认知体系中,最东边是印度。但中国在印度的东边,所以得出结论,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这种声音,虽然毫无逻辑,纯属大胆想象,但仍不乏支持者,不过反驳起来也并不难。

通常来说,反驳一个论证,可以攻其三处:结论、论据、推论过程。其中,最彻底的方式是直接驳倒结论。假如有人说“人都是直立行走的”,想要反驳,不必去找论据和论证过程的毛病,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好。

而要反驳“希腊历史是伪造”“西方文明皆来源于中国”也是一样,直接诉诸考古学证据,驳倒结论就可以了。

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因为情感得出某种论断,而后去组织各种“证据”—比如从文献中搜找来诸如“欧洲历史上都是野蛮的”这种只言片语。

需要深思的是,持此种说法的人,是如何让情绪压制了理性,意气错乱了逻辑?这不是孤例,细究起来,它和中国社会上见怪不怪了的道德绑架、诈骗横行、谣言泛滥,本质上是一回事。

这让我又想到了费斯汀格笔下的马丁太太及其信徒们的自high。

2)

年的夏天,一个名叫费斯汀格的心理学家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内容:

号角号行星向城市发出语言:洪水要来了,快逃。外太空警告郊区居民,12月21日洪水将淹没我们。

这个消息来自于一名名叫马丁太太的家庭主妇。她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奇葩的是,居然有为数不少的人还能相信她的“鬼话”——那些人坚信她是对的,并纷纷给她点赞和拥趸她。她成了他们的拯救者。她也相信自己是“超人”——她在年12月20日这一天的上午,还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午夜时分,你们将会被装进一辆停好的汽车里,然后被送到一个地方,并从那里登上门廊(飞碟)。”

费斯汀格在其著作《当语言不灵时》中这样写道:

晚上11:15,马丁太太收到一条信息,要求大家穿上大衣,并做好准备。

晚上12:00,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晚上12:05,一名信徒发现房间里的另一只钟显示晚上11:55。于是,大家认为午夜还没到。

晚上12:10,外星人发来信息:飞碟晚点了。

五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几次:记者们纷纷打来电话确认世界末日是否已经来临。

凌晨4:00,一名信徒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我不能怀疑。我必须相信。”

凌晨4:45,马丁太太又收到一条信息:上帝决定放过地球。由于一小群信徒今晚齐心协力地散播了这么多“光亮”,因此地球得救了。

凌晨4:50,从上面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外星人希望“立刻向报纸发布”这个好消息。于是,信徒们肩负着新的使命,破晓之前便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地的所有报纸和电台。

马丁太太和她的信徒们,欢呼雀跃着。他们打赢了一场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似乎压根就没人追求是真是假。更没人追究的是:到底是谁在给马丁太太发指令和信息?发指令和信息的一方到底是否存在?

“装神弄鬼”的马丁太太也没有得到追求,相反的是她成了“拯救英雄”。因为她带领着大家打赢了一场谁都没有看到的“战争”。

3)

信徒们没有选择不相信马丁太太。即使你不相信,就如同费斯汀格所说,“你要是跟他说你不信,他马上掉头就走。”“你要是摆出事实或者数据,他会质疑你的资料来源。你要是跟他讲道理,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费斯汀格没有写道的是:如果你再理辨,他就会指着鼻子骂你说“你别有用心!”

“我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被马丁太太和她幻想出来的或者精心找来的“上面的人”所愚弄和牵引着,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愚蠢的,相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并且有着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当“我们”受到质疑甚至被否认时,“我们”往往甩出一顶“大帽子”给对方“扣上”,甚至会踏上一脚,让其永不得翻身。

可悲的是,“我们”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像历史上不一而足的恰恰由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所怂恿和推波助澜的,甚至会充当“帮凶”和“打手”。

按照费斯汀格的说法是,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着太多的“认知失调”,以及故意的“认知失调”。结果就是“思想犯”层出不穷,“大帽子”乱飞。

别期望能改变这样的世界。因为,“集体性的压力”正在使得我们失去惯常的理智而走向“群体性的癫狂”。从众、模仿与跟随者愈来愈众。

比如,大学里的“告密者”,明知不正常但却屡屡发生。我们在谴责“告密者”的同时,我们更需谴责和警惕这样的问题:没有“购密者”又哪来的“告密者”的市场?!

4)

危机,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可以让我们开启新的世界,但也可以让我们更加顽固地坚信旧观念并从而继续万劫不复。

向左还是向右?似乎都想里尔克所说的,“没有胜利者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危机”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本意是“分离”或者“筛选”。因此,危机应该是真理凸显的时刻,是做出重大选择的那个关键时刻。但现在看来,我们依旧处于并不乐观的时刻。尽管,我们表现的很是宏大和乐观。其背后的“手”则是一只“群体正确”的“手”。

当这只“手”无坚不摧地被适用于各个领域与各个角落的时候,马丁太太和其信徒们的“胜利者”就会越来越多——这不再仅仅是“闹剧”,很可能更是“悲剧性”的。

看来,马丁太太及其信徒们的故事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反而是越来越有市场。也难怪《南风窗》杂志专门作出评论称:不讲逻辑的“中国式逻辑”!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哲学层面讲究体验和领悟,在生活层面,则走向了无助于逻辑和科学的伦理实践。(具体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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