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种农夫般的‘短视’中，
写了十六年专栏”
何平韩松落
何平：我对你早期写作的了解，你是一个专栏作家。印象中，有一段时间，你同时给多家报刊写专栏，我也读过你影响甚大的《为了报仇看电影》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有一个从报刊专栏到博客的写作热。除了你，我想了想，记得的就有沈宏非、连岳、王小波、刘原、庄秋水、李海鹏、苗炜、冯唐、黄佟佟、潘采夫、冬冬枪、巫昂、胡赳赳、刘瑜、黄集伟、毛尖、张发财、马家辉等等。名单可以列得更长。我们往往把这个文学谱系作为城市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这当然没错。但却忽视了你们这一批专栏写作者构成的复杂性；忽视了其中的部分写作者新知识生产、思想文化启蒙和文体实践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些报刊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文学期刊，而是所谓的大众传媒。今天你回过头看，如何认识你这一部分写作的意义？
韩松落：在我加入这波潮流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这是唯一一次，也是较为久远的一次。但在经历了它的起与落之后，我才愿意承认，这种大众传媒写作热潮，已经反复发生过很多次了，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媒介，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小报热潮，八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写作热潮。我经历的这一次，和任何一次潮流都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写作，只在它有意义的时候才有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会瞬间消失的。它是《西游补》里鲭鱼吐出一口气造成的“青青世界”，一口气之后就是时间的荒野。当然，小说写作也是，电影也是，漫画也是，游戏也是。加入潮流的人，以为自己“能把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捏在一起”，但随后他们都会发现，自己是在波尖浪涛上跳舞，区别只在于波浪的长度。
何平：和第一个问题相关。我这次看了你发表作品的目录，才知道一开始也是在传统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而且起点很高，只是后来你选择成为一个“专栏作家”。在你看来，这两种写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韩松落：对我来说，我只敢说对我来说。成为“专栏作家”，我起初以为是我的选择，后来发现是无选之选，当时正好有这么一条路铺展在面前了，可以帮我解决经济问题，和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西北写作的强烈孤独感。
但多年后，再回看这件事，我觉得，我是有选择的，之所以写专栏，是因为专栏写作方式，特别接近一个农夫的工作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天种下的，明天就有反馈，每年的节庆（春节、中秋、儿童节、妇女节）和大事（奥运、世界杯、大片上映）发生时，都会有一波预期中的集中讨论。专栏作家之间，又有一种特别的情谊，类似于村落时代居民的情谊，同一个媒体或者同一个编辑的作者，又会产生一种临时的归属感，临时同乡般的归属感。
所以，尽管专栏写作发生在现代媒体上，甚至互联网上，但却让我产生了半农半X之感，尤其是能有即时反馈这一点，是很多工作都没有的，是让一个农人停留在土地上的重要原因。我就在这种农夫般的“短视”中，写了十六年专栏。
但现在我发现，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不论专栏还是小说，都是信念的产物，它的生命力、生命周期取决于它汇聚的信念的多少。大众传媒写作，所能汇聚的，只能是可以收获即时反馈的信念，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很难产生水木丁所说的“总有写作托着我们”的感觉。而小说的信念周期，可能更长一点，是可以较为久远地托住我的，哪怕再托住我三十年，二三十年就够了，足够我脱身而去了。《迷魂谷》的作者杰奎琳苏珊曾经向上天祈祷，给她十年写作的时间，而我要三十年。
何平：你和我说过，《我父亲的奇想之屋》是正在写的“父亲三部曲”中的一个。“父亲”，你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写到过。我觉得，小说的“父亲”，在你看来，并不只承担血缘意义的功能。小说中出场的，有三个“父亲”。还有一个隐身的“父亲”。这四个父亲，从第一个生于年，每隔12年一个。这48年正好是共和国50年。
韩松落：我的“父亲三部曲”的另外两个故事，一个叫《我的父亲是连环杀人狂》，另一个叫《我父亲的新世界歌舞团》，三个“父亲”都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父亲，或者没有出场，或者只是一个信念的代言人。《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中的父亲也是这样，全程不在场，面目模糊，在不同的人笔下有不同的描述，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群人的合集，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个概念。
《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中的“父亲”，也是这样，全程缺席，但又全程在场。这样的父亲，是我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和我的狂想结合的结果。我的父亲始终在场，但却缺席，甚至比全部缺席还糟——年轻时他是个狂暴的人。狂暴的父亲，加上我们整个家族很不巧地和时代产生了某种共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一出生就生活在炼狱里，炼狱里的我，常常借助一种狂想熬过艰难时刻：在黄昏的血色天空下，有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从地平线上向我走过来，整个世界都异常寂静，只有他不停地向我走来。他可能是我想象中的父亲，也有可能是更巨大的命运。
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带着这种念头写作的，所以小说里出现了一些偶然和巧合。我是年9月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所以安排它发生在年，并且按照这个年份来推定故事里的时间，但最后发现，最后一个“父亲”的出生时间，和我相同，第一个“父亲”的出生时间，是我父亲的出生时间。
所以我想，所谓的“奇想”，都是有时代立足点的。如果我们是带着某种明晰的念头进入“奇想”的，那么，“奇想”就是现实。
何平：因此，所谓“奇想”，你其实是在勘探现实的边界和限度，这应该也是你的文学观。
韩松落：从小就靠奇想熬过现实，再加上，我成长的八十年代，恰好是整个世界的NEWAGE文化和中国的第一波科幻奇幻文学高潮。所以，我童年少年时期，读了大量科幻奇幻作品，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郑渊洁，以及《飞碟探索》和《奥秘》，还有冯丹尼肯、撒迦利亚西琴用伪考古、伪历史方式创作的小说，九十年代又遇到NEWAGE音乐带给我的冲击。所以，我一直想用“奇想”的方式来描绘我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我也觉得，“奇想”是一个时代的自信心的体现，你只有相信世界是神秘的，世界才是现实的，只有相信世界之外是有世界的，人外是有人的，才能获得身心安顿。尽管在全世界的热带雨林大火、冰川消融，以及各种瘟疫之后，“奇想”的信心也在消融，但我还是想拖住它一点，直到下一个时代自信心主升浪的到来。
何平：从新世纪初的《春雪》到年《小说界》的《春山夜行》，这是你的小说写作一直隐伏着的“西北故事”。你还写过“农场系列”。这里面涉及的应该是你的个人记忆。
韩松落：电影《失踪的宝贝》里，有一段旁白：“我总是相信，是那些你无法选择的事物造就了你，你的家乡，你的邻里，你的亲人。”我始终生活在西北，所以就始终热爱荒野、废墟，看到罗克韦尔肯特和安妮普鲁就如获至宝，也只能头也不回地写西北。
何平：再回到《我父亲的奇想之屋》谈几个细节的问题。这篇小说非常“好看”，综合了多种现代媒介和文本。一些细节很有趣，比如你提到“电脑脸”，就是“那种久久对着电脑，失去了表情的脸，但脸的主人不甘心就这么丧失了表情，社交生活又督促他们要以笑脸示人。于是，他们练习出各种假笑，比真笑还像笑容，还动人，更能表达各种情绪的精髓，但它终归是假笑”。再比如，我们在体育馆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和周围的人交谈、分享零食。接着，你写道，“当我们想要加